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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伊利而言，代议民主程序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根据罗尔斯的观点，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的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他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以下两个工作在当前尤为关键：第一是教育理念。故虽然思想方式包括认识论、哲学传统以及其他具体的价值、情感和偏好等若干层次，但是就这几者之间关系而言，显然认识论决定哲学传统，进而决定文化共同体的信仰、价值、情感、行为和制度。

这种知性因为客观和科学，所以以其为标准做出的结论就被视同于权威和真理，于是理性主义蜕变成为普遍主义的理性，并在后世进一步演变为判断真理与否的上帝。历史上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战争以及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中的文化殖民，可说是其突出表现。显而易见，虽然儒学的意向性思维关注主体，但是这种关注并没被导向对个体权利、自由、平等的关怀，而仅满足于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伦理叙事：论及知识则止于对先人的经注解释。因之，文化虽然在最为外显的层面多表现出物质性，譬如文化以语言符号为其载体，依托制度、器物等多种形式传达其精神内涵，但是，从内在结构而言，文化研究应当遵循：认识论→哲学传统→各种思潮、制度形态以及行为模式这样的路径。很少人比帕斯卡更确定地发现，理性主义的意义不是它承认技术知识，而是它没有承认任何别的知识。

{22}如若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那么要摆脱深入骨髓的权力崇拜和顺从式人格，打破纠缠不休的人治宿命，就应当以一种过程和事业的心态来建设宪政。于是问题二顺势进入我们的视域。具体到法律的解释问题上，法律的意义也就不是预先存在的、可以经由方法得以发现的对象，而是经由法律适用者之手而发生的制定法规范（应然）与案件事实（实然）之间的对应、类比关系。

美国宪法素来以其统治程序见长，而不是强调统治的意识形态，美国自己也是个长于程序甚于实体的国家。如果医疗补贴仅仅是一项政策的话，它可以仅仅适用于某一部分人，尽管将此政策适用于另一部分人也是有助于其目标实现的。[11][美]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32]对德沃金来说，政治平等在法律领域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无差别享有，这些基本权利就是判断代议民主程序输出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志。

反多数难题只是我们所面临的司法裁量空间问题的一个夸张版本。[23]第二道门槛则较为主观，无法去除法官个人的偏好。

比如，如果存在一种获得医疗补贴的权利的话，那么医疗补贴必须被扩展至每一个享有此项权利的人。[13]NLRB v. Federbush Co. , 121 F. 2d 954, 957 (2d Cir. 941)．转引自前引[11]，第129页。同时，因为宪法增修条文第14条的涵摄功能，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至第10条的规定，也适用于各州……现在无需考量的是，限制了那些我们通常期待用以废止不满意之法律的政治程序的立法，由于增修条文第14条的概括限制，凡是涉及限制上述政治程序的法律，将受到较诸其余多数类型的立法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体系性解释方法通过维持对文本的忠诚来确保司法权远离政治舞台的中立性。

既然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人而异，这答案又如何能算作唯一正确。[9]（二）体系性解释伊利的程序主义解释路径建立在其所主张的美国宪法的本质的基础之上。如果法律体系存在漏洞，则法官无法通过对既有制度的诠释找到原则，而必须于制度体系外的道德价值中寻找依据，缺乏制度性门槛的检验，答案的确定性和唯一性也将落空。这正是美国宪法理论中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的焦点。

作为对这二者的超越，伊利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前者可称为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后者则为原则模式。法律应该如何这类政治决定应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作出，它与法律实际上为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只有后一个问题才与法律是什么相关，并且属于法官职责范围内的提问。

这些基本权利的作用就是去审查多数人的政治决定是否反映了外在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推翻这些不公正的决定。因为不存在脱离语境或脱离文化的文本可以被用作解释的唯一指导。

总体而言，程序主义路径旨在维护的正是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文本主义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分权原则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司法权能膨胀的国家，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最终总会转化为法律问题。[3]因此，对于价值问题的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只能是，我们喜欢罗尔斯，你们喜欢诺齐克，六票对三票，我们赢了，法律无效。由于法院是公民权利的最可靠受托人，法院就成为政治平等的最忠实卫士，法院不仅能够作出有关公民是否有某种基本权利这类实体的价值判断，而且是在这类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的机构。总体而言，透过建构性诠释的方法，在无漏洞的权利保障体系和唯一正确答案这两个分论点的支持下，德沃金基本上解决了原则在作为宪法解释依据时所必需的确定性，为违宪审查找到了一条更宽广、也更有抱负的理想之路。

[10]这是一个通过综合考察美国宪法制定的背景理论、具体宪法条文的制定目的、宪法条款之间的联系、立法史料、具体的和抽象的立法意图等因素得出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伊利和德沃金均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尽管二者的理论进路大相径庭，但同样扎实的论证、巧妙的思路、系统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使二者在宪法解释领域产生了同样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有一个假定，它似乎已经成了信仰民主的人必须预先设定的条件，那就是公民在参与统治的时候应当被当作政治上平等的个体。所以，法律文本本身并没有什么缺憾，存在缺憾的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

[25]当然，推动美国法律日趋完善的正是前述的建构性诠释方法。对德沃金来说，基本权利一词不仅仅意味着重要的个人目标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平等观念的个人价值的具体化，是可以和有利于共同体整体福利的目标相抗衡的王牌权利。

而后者则认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道德定律可言，而民主正是最能够自然顺应这项基本理解的制度设计。而这一点也正是伊利与传统文本主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时，我投票的原因是建立在我对喜欢游泳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贬低和厌弃的基础上的，我并没有像对待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样公平地对待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本体论的法律诠释学，它秉承了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主张理解是一个文本意义与解释者的前见之间的诠释学循环过程，二者共同缔造解释的结果，而并非是一个由文本至解释者的单向意义的传递过程。

[27]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和原则模式是两种策略上完全不同的理论，一个是规避价值的，一个是直面价值的。权利与政策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一项权利的存在理由是独立的，不因外在条件而减损（index-free）。

[16]正是为了实现宪法所预设的多元主义目标，民主过程必须向所有人保持开放。德沃金的回答则会是，正确答案的标准不是外在于主体之外的，而是内在于主体的自我构建之中的。

也就是说，程序主义的路径是与忠于文本内容和结构的体系性解释方法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民主原则的内在支撑。也就是说，权利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而政策的价值则在于其对于其他目标的价值。

[8]一方面，言论表达、结社以及选举方面的权利容易受到多数掌权者的不当限制，造成政治变革的渠道堵塞。这种在宪法的整体原则的解读上所固守的形式主义取向，是伊利与非解释主义者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7]注脚的主体内容表明：这个判决的核心是去探究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是否受到了不当的限制，包括有机会加入足以辨识、调和价值的政治过程，以及有机会分享上述政治过程所达成的价值协议在内。德沃金之所以对美国的法律体制如此自信，相信其已经发达和完善到一种无漏洞的状态，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他看来所有文明的政治社会所必需的道德权利已经完全被纳入到美国的制度之中了。

在伊利与德沃金的理论比较中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二人对民主应该如何或者说政治如何平等的不同解读，使得他们对于立法与司法机构在民主制度下的地位关系与宪法解释应遵循何种方式等问题的回答显现出不同的轨迹。体系性的解释方法强调的不再是字面含义，而是根据具有较高共识性的解释规范加以识别的文字的语境化含义。

并且，宪法解释的妥适方法问题所及的不仅止于问题本身，它涉及到如何理解法律，它是否是立法者早已制定出来的东西。1938年卡洛琳内产品公司案中斯通法官的第四注脚最早昭示了这种选择。

但是，德沃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原因在于它忽略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问题，即原则和政策之间的区别。这是政策的论据无法提供的。